赤胆忠心创统制，旨在反帝反封建

　　吴先生不仅重视茶叶科学技术研究，而且也重视茶业经济研究。他认为华茶之所以衰落，是由“外部的帝国主义势力”和“内部的封建结构”造成的。他为了“打破中间剥削，谋茶农之真正利益”，于1936年发动江西、安徽两省组织成立“皖赣红茶运销委员会”，实行红茶统一运销。他的这一具有反帝、反封建意义的举措，对垄断我国茶叶出口的洋庄、茶栈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正因为如此，上海市洋庄茶叶同业公会首先发表了一份带恐吓性的《痛切宣言》；接着他们又串通上海市总工会和一些丧失民族骨气的政客，继续发表“通电”、“宣告”，进行威胁。由于寡不敌众，刚刚起步的我国自营茶叶出口大计便就此夭折了。吴先生对此十分痛心，他在《中国农村》杂志以“反帝反封建的半幕戏”为题发表文章，愤然指出：“红茶统制具备着相当的反帝反封建意义，然而这个统制的基础先天根本脆弱……结果是茶叶受了帝国主义金融资金与茶栈的统制，贫困的茶农被统制于死地，……反帝反封建的主角──茶农被压在舞台之下，因此演不出半幕便匆匆地收场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交通中断，口岸沦陷，茶叶产销濒临绝境。为了拯救茶农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了支授抗战，他倡议茶叶由国家统购统销，把分散在各省茶农手中的茶叶收购上来，进行集中加工和销售，这件在战火纷飞年代被认为是根本不可能办的事，在吴先生的斡旋之下，于1938年3月正式公布了《财政部贸易委员会管理出口茶叶办法大纲》。为推进“大纲”的实施，吴先生不顾敌机轰炸的危险，奔赴各产茶省督促成立茶叶管理机构，督办茶叶统购统销工作。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又一次与垄断我国茶叶出口的洋庄、茶栈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只是因为当时的若干口岸已被敌军占领，故而只得暂时将出口业务转移到香港，并在港亲自筹建富华公司。在吴先生等一批有识之上的努力下，1938—1939年的茶叶出口量已跃升到出口农产品的第一位，而且红茶平均价格也比前两年有大幅度的提高，为换取外汇支授抗战作出了很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