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朱泥壶的发展历程与署款文化（下） (1)

——2001中国宜兴国际陶艺研讨会论文

作者／黄健亮

达官显贵对紫砂器的热衷追求

至于在工夫茶区，紫泥壶与朱泥壶这两支系出同源的佳器，彼此之间的竞逐又是如何？从闽南一地历来出土的田野经验看来：自明万历起至清初应是以紫泥壶为主力，至清中期渐渐淡出；而朱泥壶则自清初渐增，过清中期以后达到全盛，并延续到二十世纪初。两者交叉重叠区隐约出现在清初至清中时期。就容量上的比较，两者皆大致吻合：清初大于清中，清中又大于清末的递小趋势。

在明清朱泥壶出土档案中，最具代表的首推「陈鸣远朱泥壶」的出土。1990年夏天，福建省漳浦县，离大彬壶出土处不远的南坑村有一古墓被盗掘。此墓为清干隆23年入土的蓝国威墓。（蓝氏为康熙60年贡生，殁于干隆年间。）在当地公安的追查下，盗墓者交出所获文物，其中最具研究价值的首推底刻「丙午仲夏，鸣远仿古」的朱泥壶(此壶亦经南博考古学家断为鸣远真迹标准器)，此外尚有「若深珍藏」款青花小瓷杯四件，及锡罐一个，里面装有题名「素心」的茶叶若干。这些器具都是工夫茶最讲究的精品，不但说明了墓主饮茶的嗜好与品味，更具体记录了雍干时期的茶俗风尚。特别值得探究的是：此壶所落的「鸣」、「远」两枚阳文篆字小章，采用上圆下方的印章格式，这与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数件干隆皇帝御诗茶具上「干」为圆章，「隆」为方章的格式相同，两者年代相近，款式相仿。这类上圆下方的二字章似乎是在雍干时期才开始出现的，同期并有「荆溪」、「邵旭茂制」等上圆下方印式。这种「右侧题诗文，左侧钤圆方二章」的格例是否为陈鸣远朱泥壶的标准格式？虽未可知，但显然自干隆以后的历代朱泥陶人常常援引此式，制作出如「时」「大彬」、「惠」「孟臣」等款识的朱泥壶。

无疑地，达官显贵对紫砂器的追求与喜好，是宜兴壶跨进工夫茶系的重要媒介。福建博物馆王文径馆长在《闽南出土紫砂壶侧记》一文中，写道：「从明代嘉靖年间到清初(闽南地区)曾出现过一个特殊的繁荣时期……仅漳浦一县，从嘉靖至崇祯年间就有一百廿几人『进士及第』……至清初……漳浦也先后出现了三百多个五品以上的武将…」。就社会文化层面来看，清康雍以后，世局早趋安定，正值太平盛世，士大夫之间品茗玩物之风甚炽，越是上层阶级的人，对茶器越为讲究，「名人配名壶」，就像今日名流显要追求的名车名表般，已然成为社会地位、声望品味的表征。况且以东南沿海对工夫茶艺的讲究程度，世间茶具之首的紫砂壶自是达官贵人的必备门面。

吴梅鼎《阳羡茗壶赋》：「一瓷罂耳，价埒金玉，不几异乎，顾其壶为四方好事者收藏殆尽。」这种追求名壶名作的现象亦可由前述两大名壶的出土档案印证：大彬、鸣远制器早在清初便享有「宫中艳说大彬壶，海外竞求鸣远碟」的美誉，既用「艳说」、「竞求」来形容，可见此器绝非人人可得，卢维祯与蓝国威两人想必也引此自豪。总之，此两大名壶的出土，除了对时大彬、陈鸣远的研究大有裨益外，还应对「此两壶俱出土于朱泥壶最盛出的漳浦」背后所蕴含的意义，进行更深入的茶文化考证。

到了晚清，更有名仕到宜兴订壶，作为往还交际之用，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潘壶」。据《阳羡砂壶图考》记载，潘仕成字德畬，为清道光广东番禺人。先世以盐贾起家，累官至两广盐运使。由于潘氏家传素嗜饮茶，便在宜兴订制专属砂壶，一则自用，一则往还馈赠。潘氏订制的砂壶形制固定，且惯于将印款落于盖沿之上，壶底及他处反而不落款，所用印款均为阳文篆字「潘」印。由于潘氏声名远播，世人乃将此一形制称为「潘壶」。

品茶三要 壶必孟臣

所谓「上行下效」，上层社会对茶具的讲究若此，自然带动中下阶层的起而效尤。大彬、鸣远壶是可望不可及的，于是宜兴所产的「紫砂壶」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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