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改变中国命运的鸦片战争，源于英国希望中国开放贸易的渴望，而茶叶是这里边的一个诱因，英人一直垂涎于中国茶叶，却苦于有限的贸易额及高昂价格。当时垄断东亚贸易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想把中国茶叶的种籽拿到手，放到其殖民地印度栽种，但清代海禁甚严，东印度公司只好派人潜入中国内陆省份去偷。此举虽说龌龊，可毕竟不能找个普通的鸡鸣狗盗之辈，此人须对植物有深入研究，又有园丁经验，懂得保存植物种籽。东印度公司最后委托苏格兰植物学家福钧（RobertFortune）担当此任。

　　说来福钧真是个有心人，他倾注毕生心血钻研园艺之道，第一个发现红茶由绿茶加工而来，并以茶树学名camelliasinensis名之，推翻了将红茶和绿茶分类的陈例。福钧从父亲那里获得对植物的认识，擅长种植兰花及温室植物，尤其是东方珍稀植物，且为人机灵，也像许多苏格兰同乡一样，憧憬着出外闯一番事业。于是，他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踏上了中国大地，从当时的香港出发，前往中国最北的已开放的通商口岸上海，最后他将这次旅行的游历见闻，写成《中国北方三年行》一书。此书一出版便大受英国读者欢迎，证明当时英国人对这片东方土地及老百姓的生活是多么好奇。

　　这次经历让福钧获得了东印度公司的青睐，1848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对之委以重任，安排他到中国更内陆的省份安徽、江西、福建、云南等地。跋山涉水之余，他还要防范不喜欢外国人的中国人。福钧剃去自己的头发并戴上毡帽，乔装成中国商人，带着当时新近发明的作为保存植物种籽之用的华德箱上路。除了陌生人的威胁，他发现连自己雇用的翻译小王和苦力也无法信赖。然而福钧还是在1848年展开了这趟充满惊险的旅程，乘搭东印度公司的轮船抵达上海，再由上海到杭州，从杭州到扬子江的绿茶厂，再到达小王的家乡安徽，还有后来雇用的译员胡兴的家乡武夷山，再把沿途采集的植物送回印度加尔各答植物园，另一位叫休·法康诺（HughFalconer）的苏格兰园艺家在那里接收福钧的成果。法康诺也和福钧一样，属于精力充沛又富经验的园艺家，除了加尔各答外，他后来还管理印度西北部撒哈兰普尔的植物园。另外还有来自丹麦的瓦立池，他一直研究印度阿萨姆地区的茶种，但其成果在对中国的“茶叶疯”过后数十年才产生影响。

　　《植物猎人的茶盗之旅：改变中英财富版图的茶叶贸易史》就是围绕这些故事展开，这是生于芝加哥的作者的首部著作。莎拉·罗斯本是一名记者，曾在电视连续剧中扮演角色，如今却以生花妙笔，写出了植物学家福钧的传奇故事。这位将中国茶种带回英国的园艺家，也是第一位游历中国内陆的英国探险家，书中对这场旅程写得入木三分。书中行文纵横东、西方各地，写到东印度公司、园艺学会等机构，以及众多来往于英国、印度、中国之间的科学家和商人，林林总总的人与事，构成复杂的贸易网络，既标志着英国植物学研究的进步，同时也是英国以炮舰政策叩开中国大门的诱因。

　　日后英国靠倾售鸦片，赚尽中国白银，同时，福钧也为英国带来了心仪已久的茶种。罂粟和茶这两种植物，竟然此消彼长地改变了中英两国的国力，而福钧正是当中重要角色。但他不是唯一的角色，像法康诺、瓦立池等植物学家，既在印度各地植物园深研植物品种，也介入东印度公司与印度殖民地等机构的种种行政和商业纠葛之中。他们除了要懂植物，还须深谙茶园管理及人情世故，单凭学究式的研究热情，到底难以在东印度公司立足。

　　当时中国的政局变幻无常，而东印度公司正好在后拿破仑时代独领风骚，直至东印度公司被废除，标榜自由贸易的维多利亚时代来临前夕，这一带领英国走上帝国之路的跨国商业机构，已经让英国垄断了全球的茶叶和鸦片贸易。福钧等人适逢其时，除了懂得驾驭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商业竞争外，还渐渐以欣赏的眼光看待中国人的性格和文化，比如英国人以奶加茶衬托味道，而中国人则只是慢慢喝下温热的茶。虽说他受托于东印度公司偷窃茶种，但对于茶的爱好，也是他跋山涉水的重要动力。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此举当然是应受谴责的盗窃行为，但从另外的方面看，茶叶能够普及于全球各地，为更多人种植和饮用，福钧可谓居功至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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