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普洱茶历史上雷永丰还有另一个创举，那就是将七子圆茶增加一饼，生产每筒八饼的八子圆茶。因为价格不变，八子圆茶每筒的重量增加，一时为雷永丰增加了不少订单。

    雷逢春生有三子二女，其中大儿子雷恩溥、二女儿（男女混排为老三）雷恩宽尤其值得一提。

    1903年，雷恩溥考取云南最后一届举人，随后派任酆都县令、永宁县令。卸任后，他回到昆明，在协助经营自家的永丰号茶庄的同时，担任云南商务总会公断处长、副会长等职务。因为自家在衙门有人，（商务总会类似于衙门，具有很大的商务仲裁、商务判决的权利）所以雷永丰特别愿意打官司。比如，1912年，雷永丰联合周同春、宋信和、袁乾利、刘恒和、宋庆丰、许福兴、马瑞丰、张裕丰等向新成立的民国政府要求减税；1917年，因雷恩溥的堂弟雷世琪和他的儿子雷震宇欠债不还，雷恩溥将他们告到个旧商会，要雷震宇将自家的锡矿交与雷永丰，每年收益的70%用于归还欠债，30%用于雷震宇与其母的生活费。

    1917年还发生了一件事，当时雷永丰号大公子雷恩溥任云南总商会公断处处长，主管商务纠纷裁决和文件的起草。这一年他们起草了一个文件，要求各茶商卖茶时必须在大票或外包装笋壳上标明产地，景谷、贵州等地的茶不能写普洱茶或正山字样。这引起了猪街（在现元江县，茶来自现红河县）茶商的不满。猪街茶商同源祥、恒和昌、德泰祥等联名告状，认为雷恩溥处事不公，违反约法。至于内飞、笋面，他们认为是商标的一种，不需要商会来定标准。他们的猪街茶从来都只写茗山特产，未写普洱正山特产，自然不算假冒。现在非要让他们写猪街茶字样，这是破坏他们辛辛苦苦建立的海外和国内市场。他们还说普洱不产茶，很多人却在普洱、思茅用坝子茶生产普洱茶，暗指雷永丰有用猛海的坝子茶冒充普洱正山茶的嫌疑。雷恩溥看到这个状子，立即写了一封辞职信，想表示自己清白。商会正副会长极力挽留，认为同源祥、恒和昌、德泰祥等公然反抗、侮辱商会的官员和整个商会，是一种丧心病狂的表现。商会将开会公开支持雷恩溥，训斥这些茶庄的小人行经，维持商会尊严。虽说商务总会方面对雷恩溥有偏袒，但也不是像《思茅地区商业志》所说，“对‘雷永丰’所作所为，茶商仅在背后私语，不敢公开抗议。”

    这个案子对我们理解普洱茶的演变意义重大，我们从中可以知道什么是茗山茶，什么是正山茶，什么是坝子茶。坝子茶是可以当作攸乐山的普洱茶卖的。而猪街茶只是在民国以后才可以名正言顺地当普洱茶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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