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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茶道》历史人类学考察之探茶边疆之二

黄教圣地塔尔寺

周重林 胡皓明 文、图
寺院与城镇发展的关系,丹噶尔与东科尔寺是一例,而鲁沙尔镇与塔尔寺也是一例。其实在青海,这种基于寺院为核心的发展模式有不少,隆务镇与隆务镇寺、结古镇与结古寺…

黄教圣地塔尔寺

                                           周重林 胡皓明  文、图

寺院与城镇发展的关系,丹噶尔与东科尔寺是一例,而鲁沙尔镇与塔尔寺也是一例。其实在青海,这种基于寺院为核心的发展模式有不少,隆务镇与隆务镇寺、结古镇与结古寺……从寺到商,因商而聚邑成城镇。

我们要去的塔尔寺,距离西宁不过25公里,是许多游客抵达西宁后造访的第一站。

说来惭愧,我第一次体验塔尔寺,是在一款叫《墨香》的韩国网络游戏里。这里不仅充斥着难缠的怪物,还有诸多杀气腾腾的人,一不留神,几个小时累积的经验就会掉得一无所剩,于是升级、复仇成为2004年夜晚所有故事的核心。熬夜、宵夜,加上长期不运动,我2个月内从57公斤飙升到80公斤,成为别人口中“多看一眼就觉得堵”的胖子。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除去这些累赘,我居然花掉1年的时间,那些用来减肥的普洱茶熟茶,重量远远超过了我的体重,而想当年,怪物身上掉落的,除了装备,就有不值钱的茶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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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外的塔尔寺,有诸多耐人寻味之处。最初这里有的不过是一堆石头码出来的小佛塔,但其后经过200多年的发展,成为一个占地600余亩的青海第一大寺院。当地人说,这是信仰创造的奇迹。


黄教创始人宗喀巴青年时代离开青海赴藏研习佛法,一去经年,年迈的母亲香萨阿切思儿心切,剪下自己的一束白发托人带到西藏,希望儿子能回家一晤。宗喀巴同样思念在家的亲人,然佛业未成,只好同样捎给家人一份身上之物。他捎回家的是什么呢?是用自己鼻血绘制的自画像和狮子吼佛像。他在信中写道:“若能在我出生地点用10万狮子吼佛像和菩提树为胎藏,修建一座佛塔,就如同我见面一样。”1379年,其母与众信徒按宗喀巴的意愿,用石片砌成一座简单的莲聚塔,这是塔尔寺最早的建筑物。1577年在此塔旁建了一座明制汉式佛殿。由于先有塔,后有寺,这里的人便将二者合称为塔尔寺。

一路都有磕着长头,到塔尔寺朝拜的人,其他信众就更多。寺院周边卖特色产品的人也不少,几乎每三步就会有人上来推销商品。为我们做讲解员的,是在镇上当过兵的西安小伙,水准不在专业导游之下。“平日常听到塔尔寺的故事,自己也买了一些介绍塔尔寺的专业书籍,这些年为朋友们省下了不少导游费。”在这个小镇上,几乎人人都是导游,连小孩子都能说出个一二三。

塔尔寺可看点很多,2009年,我们花了一整天来游览塔尔寺,学会在幽暗的僧房里,怎么找角度欣赏酥油花,也去学着去适应那些夹杂着牛羊肉的膻膻味道的酥油空气。但这次,我们要探访却是不对公众开放的大茶房。看守的喇嘛多次拒绝了我们的请求,眼看着计划又一次要泡汤时候,王云浩发出一声惊呼,我们顺着他的指引看去,那人不正是我们昨天在青海湖边拜见的扎巴活佛么?大家一阵雀跃,跑过去问寒问暖。最后在活佛的协调下,我们得以进入大茶房。

门口的告示牌说,大茶房藏语俗称“嘉康饮莫”,建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建筑面具为448平方米,全寺僧人举行诵经、法会等集体佛事活动时,煮“芒加”(斋茶)、“头巴”(斋饭)的地方。

倘若不是事先在青海民族大学博物馆看到过大铜锅实物,忽然第一眼看到这么个庞然大物,一定不会想到其饮食的用途,只会被其超容量的体积震惊。最大的三口大铜锅摆放在茶房的正中间,官方提供的数据是最大的直径2.6米,深1.3米,锅身上刻有“八宝”花纹图案。

1897年,为了解决寺院僧人增多的吃饭问题,塔尔寺请鲁沙尔镇名匠王守礼来锻造一口特大铜锅,王守礼琢磨工艺,经历失败,最终花了6个月时间,才完成了这一艺术品。而之前的相对小的铜锅,是从四川松潘长途运来的。

中间三大锅左右两边还有相对小的四口铜锅,其中最小的一口锅口径1.65,深0.9米。总数有7口之多,不知何故,所有的介绍上都只说是5口。

塔尔寺是藏传佛教黄教的圣地,与事茶有关的物件尚有许多。茶房最右边的铜锅上堆码着上百块茶砖,大部分是新茶。茶架上则倒挂着几十把木质多穆壶,多穆壶本是藏族民间使用之物,但进入清廷皇宫后化身为“金茶桶”、“银茶桶”,成为皇帝嫁女、赠送蒙古贵族、寺院高僧的重要礼品,折射出满、藏、蒙在藏传佛教影响下的变化。20个左右的木质盛茶桶被塑料纸掩盖着,稍不留心就会错过观看。

茶房里烧火材料是煤炭,在外厨房的铁皮桶上,红油漆刷着“E”字,唐教授说,这是藏语里“茶”的意思,发音为“jia”,对应汉语里对茶的另一种古老称呼“槚”。据我们的朋友杨海潮考证,这个“槚”应该是来自滇川藏交汇地的某种少数民族语言。因为云南是世界茶的原产地,故在西南学界,也存在“china”是指茶的说法。1940年代,史学家任乃强提出过china一词也有可能来源于西方人对“茶”的音译的观点。茶马古道六君子、藏学家王晓松从茶马古道上民族语言的比较角度进一步说,藏语称呼茶为“jia”,招呼人喝茶叫“甲统”,至今把汉族叫“甲米”——产茶或贩茶的人,把产茶地方称为“甲拉”,这个发音,与“china”很接近。 

茶传播出来的象征意义一直是中国最热门的话题,三人行,必有饮茶者,也必有与茶相关的话题,何况我们一行四人,都从事茶有关的职业?

塔尔寺的大铜锅同时熬茶,能够供应1000多人饮用,赶上大法会熬茶布施,茶叶的消耗量惊人。塔尔寺僧人鼎盛时期有3600人,每日的茶叶销量也大得惊人。明代青海湖边四世达赖喇嘛主持的一次布施会上,参与者多达10万人之众,一次就消耗了60万包茶。

乾隆六年六月,准噶尔人一行抵达丹噶尔后,就来到塔尔寺熬茶布施。《熬茶档》上详细地记录了这一次熬茶布施:

献佛伞1把、园幡4个、长幡2个;寺院喇嘛念经1日,为燃灯添油,献布彦银100两。给4名住持喇嘛赞珠克堪布等布彦银12两、物品1包。给念经喇嘛等,人各布彦银1两,供给银814两;献给念经噶布楚兰占巴等哈达400方, 给侍奉赞珠克堪布等之喇嘛、办理寺务之尼尔巴等,个人布彦银1两,共给银92两;熬茶所用酥油、炒面、青稞、柴薪等物,给布彦银30两。

奉赞珠克堪布回送准噶尔人西洋锻1匹,西洋缣稠1匹,蒙古书信1封。 书信大意是,信仰黄教,可以减灾消难,延年益寿,基业发达之类。从送出的西洋匹来看,塔尔寺当时已经置身于世界贸易体系中。

1774年,英属印度派来调查青海商业的间谍博尔格说,从中原输入到青海最大宗的物品是茶叶与丝绸。10年,又一个商业间谍忒涅再到青海的时候,这里居然有了孟加拉的水獭皮。

乾隆八年,准噶人第二次到塔尔寺熬茶布施,来自《熬茶档》上的记录显示:

念经1日,献出哈达1068方,供佛燃灯布彦银17钱。沙狐皮7张,狼皮1张,给寺院为首喇嘛3人布彦银14两,念经喇嘛等人各布彦银1两,共贡献出布彦银1050两。给年迈因病未到的喇嘛布彦银30两,所用柴薪、牛奶、雪水物品布彦银139钱,瞻拜塔尔寺所存达赖衣物出布彦银80两。

有上千人参与了这场熬茶布施,当时的茶价是每包125分。不过,准噶人用所事佛之茶,两次都是当地政府提供。

第一次熬茶准噶人没有去成西藏,第二次完成使命,开销也极大,除了进献的物品外,真金白银花掉不少。黄金436两,白银166707.9两。而清廷为此前后投入了上万的人力,花费的银子不少于70万两。

像塔尔寺这样的熬茶大铜锅,西藏寺院存有不少。五台山也有,估计也与这里黄教寺院多有关。辽宁阜新瑞应寺莽贞铜锅的最大的一口大铜锅直径有4米,一次可煮米1000多公斤,一顿烧火所用的秸秆要1200多捆才够。锅在日常用途中,更多解决是寺院内部僧众的伙食问题。但大锅却不然,只要是为了向民众布施。藏传佛教里的大型法会更是需要大锅来熬茶布施。1939年,德国党卫军考察团进入西藏班禅领地扎什伦布寺,刚好刚年藏历新年,他们拍下了许多熬茶布施的场面,一口大锅,供应数百人的饮用。

青海与西藏,在清代都不产铜,这些铜都需要外调。乾隆年间,西藏境内的铜居然用光了,就连香格里拉的一万三千斤铜也都运去做熬茶的大铜锅了,但还是不够。只有向清廷索要铜锅支持,1750年,乾隆下诏要军机妥善办理,从云南运铜入藏。

寺院的茶叶来源,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1、僧人家庭供应;2、用供奉购买;3、化缘;4、施主布施,然后寺院以集体统一供应的方式得来的。施主一般是以钱给寺院布施,然后由寺院代为购买茶叶,熬茶后再分给僧侣们饮用。也有一些施主是直接给寺院布施茶叶的;5、政府供给,这也是大头。

云南中甸松赞林寺和青海玉树的结古寺都拥有马帮,喇嘛亲自参与经营,非常富有。第二次熬茶布施中,蒙古派来的喇嘛因为与清廷官员熬茶使领队玉保就货物问题讨价还价,遭到后者的白眼与讽刺,玉保问喇嘛:“经书中,可曾见到喇嘛经商谈价的?你们卖东西,不怕被当地商民耻笑?”

然而玉保错了,他太拘泥于经书所见,而忽略了眼前的一片繁华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季羡林考证过商业与佛教传播的关系,我们也可以在海量的史料中勾稽出寺院与商业之关系。

 

塔尔寺所称的“噶尔哇”,其实就是活佛的私人公馆,拥有众多跟班与信民,这是造成塔尔寺内建筑群密集的主要原因。而远方到来的信徒,临寺择居,带来了旅馆业的发达,而寺院和信民的人流也让日用品与事佛用品的商贸发展起来。其中值得关注的是,持续至今的大型庙会,像酥油花节,观经大法会,参与者多大数万乃至十几万。

湟中县2013226日发布的旅游数据显示,仅仅在2013年元宵节举办的塔尔寺酥油花展的当天,塔尔寺及其周边区域就云集了20万人。历史上,来塔尔寺参加庙会的,也有多次到达十数万人的规模。

1964年的一份青海民族调查报告说,清以后蒙古、藏族、土族来塔尔寺朝拜者增多,逐步发展成一个民族集镇。在民国后就成为畜产品和民族宗教用品的集散地。善于经营的回族、汉族、藏族通过贩卖商品,家里过得很殷实。塔尔寺的喇嘛也自己经营。

1985年出版的《青海土族社会历史调查》中显示,许多在塔尔寺做喇嘛的当地人,非常善于经商,他们凑钱自己做生意或帮助活佛做生意,甚至远走北京和五台山,获利颇丰。“三川喇嘛善经商,是驰名青海的”。1949年前,塔尔寺周边有商户140户。

到塔尔寺来的信民,都会自己随身携带茶叶,寺院免费为他们提供开水。门口有酸奶和烧土豆卖,如果能躲过那些一路推销纪念品的小贩,坐在这里吃土豆、喝酸奶,看游人如织,也别有滋味。

 

 

日月山下的哈拉库图尔城

 没有城墙,没有碉堡,只有凛冽的风,猎猎作响,让人只想闭眼吸气。站在哈拉库图尔城背后的土墙上,举目尽是冰雪,枯草中,有野鸡飞舞,卧冰的小羊像极了黑白熊猫,憨态尽撒。平顶屋上,有人影晃动。这里适合清唱王洛宾的《在那遥远的地方》,但来自昌耀诗歌的《哈拉库图》却说,“没有一个世人能向我讲述哈拉库图城堡”。

唐教授一直提醒我们要注意,不要从土墙上掉下去。日月山,就在对面。 日月山与青海湖,是汉语中“海誓山盟”最有力的总结词,这里发生的帝国往事,都成为最好的注解。

唐帝国时期,一场婚姻,一个茶马互市,让这里结束了汉藏对峙。宋代南茶北,西北茶马司设立,因茶而改变的生活日益凸显。元代八思巴与忽必烈在这一区域结盟,为蒙藏两大民族交往铺好通衢大道,明代俺答汗与达赖在山海之间追思各自先人,青海人宗喀巴创建的黄教通过蒙、藏两大领袖的推广,缔造了影响至今的格局。大清经过康、雍、乾三代励精图治,满、藏、蒙各自庞大的疆域第一次完整地统辖在中央帝国的版图下。

    这些故事,不仅湟源学者任玉贵熟稔于胸,就连当地的老百姓,也了如指掌。2009年,我们第一次来到日月山下的哈拉库图城,震惊于这里的古风。一户牧民的门楣上,红字黑字写着“之子于归”四字新字,于是便嚷着要进去讨碗喜茶喝,这四个来自“诗经”时代的句子,如今在中原大地早已绝迹,大部分人不知其意思为何。“中原失礼,求诸四野”,从西北到西南,都有着共性。我们常常会在大理巍山、剑川一带乡村寻找到久违的古风,他们把家庭的喜怒哀乐都写在了门口的一幅幅自撰的对联上。

牧民家里的茶,都是湖南的砖茶,于我们而言不见得有多好,它们粗糙得看可见茶梗和树枝,但于他们来说,却是每日的生活必需品。端到桌上的茶碗,也是缺了口锔过青花瓷碗,闻得见修补后的手温,喝下加过盐巴的砖茶,一身暖意,融化了深藏在发底的冰屑,温暖着身心。

在胡木匠家,唐教授问我们,“你们猜猜他们家的茶放在哪里?”我们回答厨房、客厅都不对,“难道像寺院一样,有专门的茶房不成?”教授和木匠都哈哈大笑,连连摇头。在木匠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主人的卧室,茶砖整齐有序地堆放在床头柜里。一家之主的卧室,既是休息之所,亦是一家财富与传家宝的收藏地。茶之精贵,毋需多言。

唐教授是青海茶文化专家,他去过许多游牧家做调查,总结下来就是,砖茶现在虽然易得,但其作为“礼”象征性一直在延续,一个家庭,拥有茶砖数量的多少,既是家庭财富多寡的考量,亦是家庭地位的考量。茶越多,说明其家庭越富裕,地位也显赫。茶在储藏的同时,也在流通,你送多少与被送多少,都取决于你是何等人家。

除了茶,木匠还向我们“讨教”书法字画,他从屋里搬出一堆字画,说是从省里文联大家求来的。我们连称对这个领域没有任何专长。木匠失望道,“研究茶难道不用研究这些吗?”我们一身冷汗马上淌下来,“琴棋书画诗酒茶”,在酒事上我们已经落败了,现在连丢其他五项,只剩下茶事可说。

这里茶,也保留着古风。陆羽时代的茶,是要加盐巴的,并非清饮。今天牧民的茶,除了有盐巴,还有动物奶、酥油、草果、姜片、花椒、面食、油炸等等,这是个人与家庭口感决定,也受时令的影响。比如加辣椒,就是在冬天最冷的时候,可以帮助驱寒。加盐巴却是常态化,尤其待客的时候,当地谚语说,“人没钱鬼一般,茶没盐水一般,肉没蒜味一半。”

 “青海花儿”唱道:“清茶熬成牛血了,茶叶熬成纸了,浑身的白肉想干了,只剩下一口气”,“清茶熬成牛血了,奶茶()滚成醋了;双手端碗不接了,哪阿扎得罪你了?”这里把饮茶叫熬茶,熬发音为“孬”。

以茶入情,本是中原传统,“茶礼”这两个词,在古代中国只有一个指向——婚约,据说由茶性不可移和种茶必下籽引出的“茶礼”,暗喻男女婚约的忠贞不渝以及婚后的多子多福。不过,明代这个礼数就丢了,茶人许次纾当时就感慨,“中原失礼”。失去的茶礼,在内蒙、甘肃、青海、新疆、西藏、云南等边疆之地得以保留。茶的渗透是无声的,悄然之间,一碗茶就改变了人与人之关系。

这里的人喜欢喝陈茶,他们认为新茶不好喝。考究这一消费习惯,可以追溯到西北地区茶叶运输和储藏方式,南茶北上后,为了方便运输,都被加工成“砖”样,到了西北后,大批量的茶进入政府的茶马司仓库和寺院的大茶房。明、清茶马司约五年清理、抛售一次陈茶,价格便宜,许多百姓大量购茶都是这个时期,寺院的熬茶布施时间也被限定在特别的日子,故老百姓消费陈茶是被迫形成的习惯。今天普通百姓长期饮用的茶,都来自湖南益阳。茯砖茶在青海流行,大约归结于晚清湖南人左宗棠在西北推广的“茶柜”制度。

茯茶的“ 茯”字,据说最初写作“附”,意思就是非“正”品,次等货。茯砖茶选料多用质地很老的茶叶,加上茶梗与枝叶拼配。陈化后,性温,有着独特的营养价值,更有助于帮助消化去腻。有些时候,茶传播也有尴尬的时候,今天中原大地流行喝陈茶的时候,这个地方却开始喝新茶。喝也喝出问题来,砖茶不适合品新,因为老枝叶含氟高的缘故,许多牧民甚至氟中毒,国家正在着手解决这一问题。但从根本上来说,还是需要消费者回到自己的传统,把茶叶的储藏习惯继续保留。

这样的茶叶边疆文化,也许是明代大学者解缙最乐意见到的。他曾说,中原最好的东西就是茶,而番人最好的就是马。他赞同明廷茶马互市的国策:茶之于夷人,如同中国之酒醴,因为茶马贸易,许多夷人也开始学习中国的知识,对中国也有了向慕之心,那么茶的作用就很显然,茶有着“夷夏之交,义利之辨,寅宾尚忠信而笃敬,河州固唐虞三代之邦也。”

茶不仅仅是一种饮品,还有其他。茶作为媒介,体现了观念的变化。如今,随着茶的传播,各族人民有了更深入往来,通过贸易、文化、旅游等等。

陈渠珍从西藏抵达湟源区域时,也为这里的古风所震惊:“余皆汉番杂处。风俗妇女尚饯足,裙下莲步不及三寸,服饰既古,文化尤卑,邻居为私塾,当见一生久读不能成诵,塾师罚之跪,以草圈罩头上,频加筹石,令其跪诵。余见骇然。”


 

(摘自《海峡茶道》,2013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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