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时期普洱茶的史料几乎没有，这最主要是由于，唐宋时期云南处于南诏和大理国的治下，并不属于中原王朝，茶一直被中原王朝作为战略物资和充满自豪感的文化产品，云南茶不被了解和重视不难理解。以至于《元史·茶课》载：“西番大叶茶，建宁胯茶，亦无从知始末，故皆不著。”这种不了解的状况一直延续到了清初，1609年阿世坦等编的《清会典·茶课》竟有：“广西云南茶课，二者不产茶”的记录。不过我们仍然能从一些蛛丝马迹中做一些怀古幽思。
上次说到南诏逐渐发展为一个强大的帝国，这一点我们一般人了解的比较少，其实南诏的兴起对整个中国的历史都有很大影响，欧阳修在总结唐代衰落的原因，提出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南诏与大唐的战争。在最为鼎盛的唐明皇时代，大唐与南诏两次交锋都以惨败告终，尤其是天宝之战，大唐基本是全军覆没，为后来的安史之乱创造了条件。我们都知道杜甫的《兵车行》：“车辚辚，马萧萧……”描述的不是传统的前往大漠或中亚地区的征战，而是出兵南诏前大量征兵的写照。

在唐代逐渐衰落的后期，南诏又把另一个崛起的军事强国吐蕃拉下马，这直接影响了五代的格局。而此时南诏自身却发生了大政变，又经历了短暂的几个王权的更替，进入了段氏大理国时代。大理国是统治时间很长的一个政权，和两汉，两宋差不多，而比任何一个单独的中原王朝都要长。直到忽必烈横扫亚洲的时代，云南才逐渐并入了元代的版图。
上次谈到，最早关于云南茶的记载，《蛮书》的“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我们现在无法确指其范围，大概有景东、版纳等等说法。不管怎样，茶当时在南诏应该是贵族和平民普遍使用的一种饮料。有些学者认为茶的种植是从四川传到云南地区的，我们知道，南诏时期多次到四川进行劫掠性的战争，大量川民移民云南。同时南诏大姓望族子弟也多在成都学习，南诏的文化当中受汉文化的影响很大，作为茶叶主产区之一的四川的种茶方式必然进入云南，这种说法有一定根据。
不过我们不能仅仅以汉族为中心来考察这一过程，我们知道云南很多少数民族如布朗族、傣族、德昂族、佤族等都有悠久的种茶历史。我们可以想见在南诏这个大帝国的境内会有不同的种茶和品饮方式，相对来说，更为边缘地区主要是当地少数民族的传统，而伴随这些少数民族的迁徙，种茶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而对于大理或者东都拓东（昆明）附近地区可能更多受到汉文化的影响，洱海附近的大姓豪族和这些劫掠来的汉民也时常要接受蒙氏王权的指派而在南诏境内迁移。不过下一节将会谈到，整个南诏大理境内的加工方式仍然有其统一性和独特性。

这个时候茶叶的产区也不会局限于版纳或者景东的一小部分地区。今天，云南境内千年以上的高龄古树呈多处的分散分布，就是一个证明，这是我们对普洱茶早期历史的一个大概的印象。比如凤庆香竹箐一代并无唐宋以前种植的记载，但是此树3200年树龄虽有争议，但说千年以上应该不会有争议，在南诏时应该已是种茶区了。实际上除了版纳和普洱，今天我们在当时南诏境内的临沧、思茅、保山、乃至缅甸、越南等地都发现了高龄的古茶树，考察当时的历史背景，我们会对此有一个更全面的理解。
了解了这一点，我们似不必对产区问题的争论过于在意了。
选自“茗寿堂”微信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