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中国是世界茶叶的原产国，云南是世界茶树的原生地，普洱茶则是云南茶的杰出代表。在云南省镇沅县千家寨，至今还生长着一棵2700年树龄的野生茶树王，在澜沧县的景迈山、勐海县的南糯山等地，还有面积广达万亩的千年古茶园。在古代，茶树和茶叶从云南传播出来后，由于巴蜀和中原地区的农业技术更为先进，社会经济更为发达，因此中国的茶叶产业化最早是在云南以外的地区产生的。后来，中原先进的茶叶种植和制作技术又传入了云南，于是才催生了普洱茶。迟至清雍正九年(1731年)，较为晚出的普洱茶才首次被正式定为贡茶。普洱茶汤色红亮、醇香雅致、甘味柔滑、气韵高远，既能怡情美颜、亦可洗心养性，兼有收藏之趣、增值之乐。两盏入喉，如获老君妙药;一壶下肚，似得王母仙泉。

红酒自然是指红葡萄酒，葡萄酒自然是用葡萄酿制的。希腊神话里有酒神，荷马史诗里有葡萄酒。耶稣基督诞生之前，古希腊人已将种植葡萄的技术以及酿制葡萄酒的技巧传到今意大利和法国的南部，致使当时的地中海沿岸种满了葡萄，讲求法度却又穷奢极欲的罗马帝国干脆在各属国建立了葡萄酒进贡制度;到了十六、十七世纪，欧洲的现代酿酒技术基本成熟，许多新品种如香槟酒、白兰地相继问世;十八、十九世纪，葡萄酒从欧洲走向世界，北美、南美、澳洲以至南非都开始出产优质的葡萄酒。在今天，红酒已从昔日贵族、富翁的餐桌上“飞入寻常百姓家”，成为一种广受欢迎的健康饮品。“Drink less but better”(最好少喝、但要喝好)，这是红酒消费者的金科玉律。

进入21世纪，不知是有意的炒作，还是无心的插柳，茶客们开始热烈地追捧普洱茶，酒鬼们开始斯文地品饮葡萄酒。一时之间，这两种在中国本属“边缘人”的饮品竟然摇身一变成为红得发紫的时尚主流。茶客们不惜上山下海去搜罗老茶，酒鬼们不惜一掷千金来购藏陈酿。表面看来，一为茶，一为酒，似乎互不搭调、难以共处。但如果将普洱茶看作中国文化的一个代表，而将红酒视为西方文化的一个代表，我们马上就会发觉这两者之间存在着许多令人惊讶的共通之处，完全可以展开一场微妙的、愉悦的文化对话。当你悠然品茗之时，或者开怀饮酒一刻，你可能不会联想起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但当你啜饮着一盏普洱，或者品尝着一杯红酒，你应该用心体会其中厚重的岁月积淀和深长的文化韵味。

公元前139年及119年，汉武帝为了彻底击败匈奴，两度派遣张骞出使西域结交盟国，却在无意中开辟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从此，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进入了一个新纪元。在十三世纪，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多次发动大规模西征，蒙古铁骑如潮水般势不可挡地踏平了莫斯科和匈牙利，几乎打进了威尼斯。而古代中国所发明的印刷术和火药以及其它先进技术亦因此传入了欧洲，促进了欧洲文明的发展与传播，也在技术层面推动了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乃至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进程。

公元1582年8月，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抵达澳门，其后在广东肇庆学习中文及传播天主教义，并开始将西方科学知识及各种仪器介绍给明朝的各级官员和知识分子，还与徐光启、李之藻合作译述各类科学著作。这是历史上西方文明首次有系统地传入中国。到了十七世纪末，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哲学通过基督教“礼仪之争”大论战首次有系统地传入欧洲，致使欧洲的知识界和思想界在历史上兴起了第一场范围广泛、影响深远的“中国文化热”。许多欧洲启蒙思想家如德国的莱布尼兹、沃尔夫、歌德，法国的培尔、伏尔泰、狄德罗等人，无不深入研究与大力推崇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中国哲学的无神论、理性主义及人本主义成为他们抨击基督教神学统治、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想武器，使得欧洲新兴的资产阶级通过启蒙运动夺取了意识形态话语权，推动资本主义在欧洲取得了全面胜利。

公元1773年12月，因不满英国殖民当局长期垄断北美地区的中国茶叶贸易并征收重税，当地民众发动了著名的“波士顿倾茶事件”，此事成为北美人民反抗英国殖民统治进而建立美利坚合众国的催化剂。1784年8月，“中国皇后”号驶抵广州黄埔港，这是美国独立后到达中国的第一艘美国商船。当“中国皇后”号满载着茶叶、瓷器、丝绸等中国产品回到美国时，其船主莫里斯因此获取厚利，成为美国早期少数大资本家之一。1793年8月，英国政府为了改变因进口中国茶叶等货品而造成的对华贸易长期逆差的不利局面，派遣马嘎尓尼使团正式访华，要求中国对英开放通商口岸并享受税收优惠，被乾隆皇帝一口回绝。英国政府眼看外交途径不能奏效，决意使用军事手段打开中国的大门，为其国内资本的发展获取资源及占领市场，遂于1840年发动了臭名昭著的鸦片战争。中国由此被迫进入近代史时期，同时亦开启了东西方全面对话的历史新篇章。

在今天，曾经默默无闻的普洱茶异军突起，以其特有的历史、文化、工艺和品质等多种优势后来居上，成为当今中国茶文化界的耀眼明星，以致有人喊出了“茶为国饮、普洱当先”的口号。另一方面，以往乏人问津的葡萄酒时来运转，因其独具的养生、保健、美容及治疗等多项功能大受欢迎，成为当今中国酒类市场的销量明星，打破了以往中国白酒和外国烈酒的垄断地位。在今天，普洱茶与红酒的相遇，其实就是一场中国与西方的文化对话，而无论你品尝的是普洱茶还是红酒，其实都是在与生动的历史进行对话。

一般人都知道，普洱茶具有“越陈越香”的特性和优点，而有经验的老茶客更知道，上等的、特优的普洱茶都是出自西双版纳古茶山上有着上百年乃至上千年树龄的老茶树。所谓“老树古木出神品”，用以制作普洱茶的乔木类大叶种茶树，其树龄越老则主根越深入、根系越发达，能够从深层土壤里吸取更多的矿物质等营养素，老树的叶芽也能更好地通过日光、空气和雨雾的综合作用而生成更多的有益成分，从而更大地提高普洱茶的优良品质。这就好比一个经验丰富的熟练工人，他的活儿显然要优胜于那些初来乍到的新手。有趣的是，用以酿造优质红酒的葡萄树也以老树为佳，其原理自然与茶树如出一辙。各国名酒庄的葡萄树树龄一般都在三十年以上，有的甚至超过六十年，对于一种灌木类藤本植物而言，已经算是“老寿星”了。此外，茶树与葡萄树都对其生长环境有着很高的生态要求，适宜的气候、土壤、空气、阳光还有水质，都是制作好茶和酿造好酒的必要条件。

普洱茶有“生茶”和“熟茶”之分，葡萄酒也有“红酒”与“白酒”之别。生普与白酒如同年轻情人，适宜尝个新鲜;熟普与红酒则有如结发妻子，需要培养感情。普洱茶的晒青毛茶经压制成型，再采用各种技术进行一项“后发酵”工艺，做好的熟普可以存放在温度和湿度适宜、通风良好、避免日照并远离异味的仓储环境里继续“陈化”。经过如此一番集天地精华及人工智慧的制茶、养茶系统工程，方能成就出被称为“可以品味的活古董”的普洱茶。而红酒也大概如此，同样需要经过一整套严格而复杂的采摘、酿造及储藏的工艺流程，才能向世人奉献出被称为“连接着天地的生命”的红葡萄酒。法国人常说，“葡萄拜上帝所赐，而我们用心智把它变成人间佳酿”。可见，中国的普洱茶与西方的红酒，都是“天人合一”的造化之物。

著名茶文化专家林治先生曾经富有创见地指出，普洱茶应该学习和借鉴法国葡萄酒产业卓有成效的分级管理经验和品牌经营制度，通过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法”，促使普洱茶的生产和营销能够扭转当前的混乱失序状况，逐步走上规范化、品牌化的科学发展道路，从而推动普洱茶更好地走向世界，让更多的各国人民都能品尝到优质的、纯正的普洱茶。而普洱茶的这个学习过程，本身就是一场有益、有建设性的“中西对话”，可以促进不同区域、不同类别的文化之间的双向及平等的交流。事实上，普洱茶需要在“术”(技术)的层面向红酒学习，而红酒似应在“道”(思想)的层面向普洱茶学习。西方的许多评酒专家仍然只是专注于红酒的品质，致使西方的红酒文化仍停留在品味或得韵的水平，而未能提升至得道的境界。

如此看来，中国人如何学会品味红酒，西方人如何学会体悟茶道，正是普洱茶与红酒展开文化对话的主题内容，也是此一中西对话的意义所在。中国文化偏重于“道”的境界，往往大而化之，忽略了精确细致的技术手段，以致那个“道”总是空悬于上，难以大行天下;西方文化则偏重于“术”的层面，往往沉迷于技术所催生的各种物欲，而忽略了思想境界，以致那个“术”遮蔽了宇宙人生的价值取向，因而常常迷失发展方向。藉着普洱茶与红酒的相遇、相交，希望所有喜爱茶酒的人们都来参与这一场“中西文化对话”，在促成“道术融通”的过程中，深切体悟“天人合一”的境界，更希望此一对话能够历久常新并取代那些“枪炮的对话”，使得这一世界性的文化工程能够更好地发展文明、造福人类。有感于此，笔者偶得一联，奉与各位茶友、酒友雅正：

色空不二，去饮一杯红酒;心物如一，来喝两盏香茶。

己丑、戊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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